党的二十大首次将“推进教育数字化”写进党代会报告，在“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”中提出 “推进教育数字化，建设全民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、学习型大国”。
以数字化为抓手推动教育高质量发展，是党的二十大制定的重要方针。践行这一方针，需要的不仅是大量的资金投入，更重要的是掌握数字化技术与教育科学的基础知识。否则每年大量资金投入，每年大量“成功验收”项目，但是询问一线教师，得到的答复是依旧没有什么获得感；询问学生使用日常学习工具，然而见不到大量“成功”项目的影子；询问海外归来任教的老师对国内外教育数字化的对比，却发现差距在不断拉大而不是缩小。
从教育信息化到教育数字化，存在几个“认知”的堵点，这些堵点对实践工作推进形成阻碍。因此，我们需要对此类问题进行重新定位。
1. 终端设备进课堂问题。
这是一个极具挑战的问题。中小学领域曾有过大量项目推进过终端设备进课堂，但是无一不以失败而告终。但在中小学领域的国际学校，终端设备进课堂却日益普及。不少教学主管与教育学者，没有深入体会二十大报告中关于教育数字化重要性的精神，对教学技术工具的重要性缺乏“警醒认知”。他们没有意识到是否采用终端设备学习对人才培养的影响是巨大的。
采用传统纸面形态，一名中小学生一次性的输入输出量停留在百字级别，但是使用终端设备后他们可以写出万字以上文章，并且可以使用图片、视频等多种表达手段。在此之上还有协作式学习、共创式学习等多种学习方式可供选择。缺乏学生终端设备，便没有教育数字化的基础，便不可能实践现代环境下创新人才培养的目标。
虽然推行终端设备进课堂将面临巨大的困难，比如，资金从何而出，未成年人的网络安全管理如何实现，缺乏配套学习管理软件，教室网络设施无法支持BYOD（Bring your own device)教学， 以及教师培训与教学方案需要重新设计等等。但这是一件必须向前走的事情。美国已经全面普及学生终端设备，日本也制定了一生一本计划，世界其他国家也在纷纷跟进。
从石板到毛笔，从毛笔到钢笔，从钢笔到终端设备，这是教育工具升级的必然趋势。每一次学习基础工具的升级，并不仅是教与学效率的升级，更是教育者人才培养目标的升级。
2. 主张“易操作”和“all-in-one”方案，以降低老师使用难度。
在教育数字化领域，有一种可理解但却错误的观点：“要求系统操作简单，不给老师找麻烦。” 这种观点有情理上的正确，但会影响系统在实务中的推广。
人类从原始社会到现代社会，日常的生活工作，所使用的工具越来越多、越来越复杂，而不是越来越少、越来越简单，但是人类的工作效率与生活质量却越来越高。因此，工具的推广应该建立在相同时间内是否能够取得更高“效率与效果”的基础上。目前，还没有一款教育数字化工具的使用难度能够超过Word和PPT这类似乎不需要培训的工具。为什么老师们不会给这两款工具提出过于复杂的意见呢？那是因为他们已经知道了这类工具带来的效率与效果。
中国的教师需要建立一种乐于使用“工具”的文化，要将学习新工具的重要性提升到与学习新理论同等的高度。同时，他们也应该将这种工具文化在日常教学中传承给学生。对新工具的好奇心是创新人才重要的基础思维之一。
3. 建设大大小小的数据中心、数字底座、数字大脑。
各区域纷纷建设自己的数据中心，甚至有的区域有县一级、市一级和省一级的，要求“各厂商”的产品要与指定的大数据中心对接。
数据中心具有重要意义，主要价值体现在学校信息系统层面（School Information System，简称SIS）。但是对于学习管理系统层面（Learning Management System，简称LMS），一方面真正的教育数据中心投入极其巨大，不只涉及一些简单统计数据的存储，更为复杂的是行为数据的存储。例如，当一名学生给另外一名学生的作业进行了点评，需要存储的数据不仅是点评数量，还包括学生信息、作业音视频文档、班级信息、时间Log文件等等，这些数据的存储是复杂的。另一方面，随着教育技术的不断进步，学习行业正在迅速走向社群化和智能化，数据的复杂度在迅速提升。上述案例提到的两个学生可能处于不同的学校，甚至不同的国家，其中一个也可能是AI。因此，用一个数据中心来管理所有的教学数据，甚至关键的教学数据，是不可能的。
当下大量的数据中心，对教育数字化的推进产生了负面的阻碍作用，有些甚至成为了“雁过拨毛”的工具。对于教学数据的管理方面，真正重要的是两点：一是数据接口标准，二是安全规范。国际上对于教育数据有通用的规范，例如LTI与SCORM，这些标准可以确保学校各种系统之间顺畅衔接，并且允许学校根据自己的教学特性进行数据的统一管理。中国应该推行这些国际标准，或者建立自己的标准。
同时，我们也应该持续推进学校使用产品的数据化安全规范工作，以保持与互联网技术的同步。重要的一点：要在先进性与安全性之间取得平衡。英国和美国的安全性规范门槛较低，对其互联网在全世界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。过去，我们常看到欧盟对美国互联网巨头提出巨额罚款，这是因为平台型互联网型产品无法满足欧盟的GDPR中的“本地数据本地存储要求”。然而，这种思维停留在软件与SAAS时代，并未能限制世界性互联网产品进入欧盟，反而限制了本区域互联网的发展。
“到一线全是办法，在办公室全是问题。”形成这些问题，主要的原因是距离一线太远，因此能够深入认知到这些“堵点”，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。中国的教育数字化道路还任重道远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