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中国传统文化里，有“道”与“术”之分。“道”高于“术”，指天地间的一般规律；“术”则指工具、方法、手段，是实现“道”的具体路径。这种思维方式在日常生活中似乎很有道理。一篇好的文章，内容是“道”，是关键；媒介载体则是“术”，是实现“道”的方法。
使用什么样的笔墨纸张并不是核心，是手写的还是电脑敲打的也不重要。例如，老子的《道德经》可能是写在竹简上的，李白的《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》则是在墙壁上创作的。只要有思想和文采，这些简陋的表达形态都无法阻挡思想的光芒。
然而，现实并非如此。如果老子没有竹简，只有龟壳与青铜器，他还能创作出《道德经》吗？中国铭文最长的青铜器是毛公鼎，有499字（据中国国家图书馆），而《道德经》却有5162字。可以说，当时如果没有竹简和竹刀这种“颠覆”型创新工具，就不会有百家争鸣的思想大爆发（同期的古希腊使用的是涂蜡木板，这更有利于数学的发展）。
同样地，如果李白的时代没有纸，蒙括也没有发明毛笔，媒介技术停留在竹简和竹刀的阶段，李白还能创作出《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》吗？答案是不可能的。因为没有纸张和毛笔，李白在接受教育时只能拿着竹刀在与竹简上刻小字，如此又哪会有“挥毫泼墨”的书法与诗歌？难以想象一个画面：李白和他的朋友们在黄鹤楼上畅饮之后，朋友围着他，看他醉醺醺地拿着竹刀在竹简上刻写一首“故人西辞黄鹤楼，烟花三月下扬州。孤帆远影碧空尽，唯见长江天际流。”
没有刻刀和竹简，就没有《道德经》，没有纸张和毛笔，就没有盛唐的诗歌。蔡伦发明了纸，这是大家熟知的。但是蒙括发明的毛笔就很少有人知道了，至于刻刀和竹简，我们甚至找不到它们的发明者。这种中国人普遍的“认识结构”，反映了中国文化中的工具价值观。同样地，我们也很难意识到，如果没有铅笔和钢笔的发明，就不会有《几何原本》，数学就发展不到微积分阶段。
工具，并不仅是思想的载体，更是思想的器皿。工具的先进性、工具的承载力以及对工具的认知，决定了一个社会的人文高度与知识高度，也决定了社会创造力的大小，也深深地影响着一个社会的文化特征。
当下的媒介工具从三个维度深度影响了教学目标，影响了学习者的“道”。
第一个维度是学习者的信息输入输出量。
笔与纸依旧是中国当下中小学教学中最重要的媒介。一般来说，正常的书写速度是每分钟20字，小学生在每分钟15字左右，一个小时完成300字作文已然达到了上限，而且修改起来也较为困难。电脑的输出速度远超于纸笔，达到了每分钟50字到80字，小学生与成人的速度不会相差太多，一个小时能够写2000字。电脑的文字输出速度与思维的速度更为接近，也更易于构建清晰的逻辑结构。
美国和其他一些发达国家的中小学校普及了一生一本，日本和韩国正在普及，这意味着他们的学生输出速度是我们的5倍以上。中国小学生原本需要伏案2个小时完成的纸面作业，使用电脑只需要半小时就可以做出图文并茂且实际可用的输出，其余的时间可以用来去玩，去锻炼身体，去保护眼睛。
当然，电脑的输入输出也存在一些缺陷，例如，在进行超大文本阅读时，电子阅读的章节性较差，没有基于“厚度”的阅读进度感，整体结构性不如纸面书籍。但是目前微软和谷歌中的认知心理学专家，正在研究新的阅读产品，以避免这一缺陷。
如同钢笔书写失去了毛笔书写的优美一样，无论电子文本存在什么缺点，输入输出量的几倍差异足以引起教学效果的本质不同，从而推动实现更高维度的教学目标。
第二个维度是学习者的协同文化。
近几年，新一代的文本技术工具不断涌现，从单人编辑工具Microsoft Word发展到协作编辑工具Google Doc，又进一步发层到团队创造空间工具，如Notion、Canva和Miro等。学生可以利用这些新工具建立“组织学习空间”，共同收集资料，共同进行项目输出。
在这种协作文化的影响下，学习者在创造文档时第一位序的思维是“共创者”，文档所承载的不仅是“文章”，延伸到工作计划、方案和收集表等。这种学习方式的核心不再是结果管理，而是过程管理，包括知识空间的共建过程和团队协作流程管理等。
海外大学对上述新工具的使用普及率很高。根据2022年的统计数据，美国中小学生平均使用的学习工具数量为15个，大学生为22个，而中国学生约为7个，停留在Word、PPT、百度、微信等基础工具层面。
第三个维度，是人与AI的共生共创文化。
未来社会，人类是在AI支持下学习和工作的，学习方式和工作方式都会有巨大改变。今天的教育模式建立在“专家模型”与“建构主义”框架下，采用学习科学的方式，通过建构主义倡导的路径，培养各类的专家型人才。但是，AI在专业的知识领域可能超越任何人类，因此教育目标就会有所变化。创造性思维、沟通能力以及跨学科（甚至去学科）的素养能力将会成为教育的主要目标，而这些能力需要在基础教育阶段便开始培养。在AI的帮助下，人的思想能够更加自由地释放，生成文本、图像、视频、程序等等。
美国教师对ChatGPT的态度正在由反对为主转向支持为主，85%的中小学生在日常学习中会使用到ChatGPT，他们并不是抄作业，而是完成教师已经“升级”的作业。
以数字化为抓手推动教育高质量发展，是党的二十大制定的重要方针，强调了工具在教育中的重要性。但中国底层认知结构中的工具观，深深地影响着中国的校长、老师与学者们。中国绝大部分教育数字化的学术文章，停留在空洞的“思想”高度，极少涉及技术与产品，也极少有基于数据的循证研究。
当下是一个技术爆炸的时代，人类从甲骨到竹简，到纸张，到印刷术，到计算机，到AI，代际迭代从千年到百年，从百年到十年。每一代媒介技术的变迁，都会引发教学可实现目标的升级，引发教育思想的提升。因此教育数字化的学术研究，核心是基于技术与产品，基于学习科学理论，围绕教学实践进行案例研究，进行循证研究，否则都是毫无价值的。
